那年冬天，我们搭伙成了夫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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陆永强从东市工地回来过年，进村却见自家门口贴着白纸——哥嫂没了，留给他的只有一个一岁的娃。婴儿哭，他也哭，天亮还得活着。隔壁村，沈麦穗剁猪食，听见奶奶议价：吴老歪出三千，初六过门。她爹妈去深市打工三年无音讯。麦穗跑邻村找姥姥，姥姥家灯黑，人去吃订婚酒。漫天大雪，麦穗蜷缩在墙角，意识模糊。永强抱发烧的娃找郎中，路过土地庙，见墙角蜷着个人。一探还有气，解开棉袄裹住。麦穗醒来，看手忙脚乱照顾婴儿的男人，问：“你们家，要媳妇不？”永强愣住。听完麦穗的事，永强说了哥嫂的事，说开春还得去南边打工。“我跟你去南方，”麦穗看着他，“看孩子，做饭。你娶我，不要彩礼。”永强点头：“行。那咱们就是夫妻。”第二天领证。两家来闹，被永强一扁担打出去。腊月二十九，深市方向的绿皮火车。车厢挤满返乡的人，只有他们反向。安安在麦穗怀里安睡，麦穗靠永强肩上。火车轰隆南下，雪变雨，窗外有了绿色。麦穗轻声道：“真好看。”永强说：“以后咱就在那儿过。”从八平米铁皮房到“向北饭店”成老字号，十几年后，有人问麦穗家在哪儿。她看看丈夫儿女，笑：“有他们的地方，就是家。”那趟南下的绿皮火车，载着两个走投无路的人，去了春天。